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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中共李市镇委 杨 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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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日俱进。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姿态，中国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特色”，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时代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逶迤而又气势磅礴的中国革命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雄浑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容易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就容易把握邓小平理论。理论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信息化。 1、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多极化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执政到1991年冷战结束，多极化形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影响国内发展，改革进程。 （1）严峻的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较为严峻。这一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是我国在东北、东部、东南三个方向面临着重大的安全威胁，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推行遏制政策所造成的；二是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这得益于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以及两国的同盟关系；三是中国政府推行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促成了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好转。 A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美国不仅拒不承认，反而进一步将对华政策纳入冷战轨道，推行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远东政策。 首先，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其次，美国在三条战线上同时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第一条战线是朝鲜半岛。第二条战线是台湾海峡。第三条战线是印度支那。 再次，美国开始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朝鲜战争后，美国大力发展同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构建一个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半月形军事防线。 B中国北部边界安全可靠 建国后我国推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对苏联“一边倒”。第一，在全面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中国。苏联是第一个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第三，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致力于稳定周边安全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国周边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朝鲜、蒙古、越南；二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包括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到1959年，这些国家均已同我国建交；三是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包括泰国、老挝、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相继同它们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第三类国家，中国同它们往来较少；第二类国家则是中国睦邻外交的主要对象，它们由于历史原因或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拨，对中国或多或少地存在戒心或疑虑。 （2）险恶的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极为险恶的状态。进入60年代，中美关系未得改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美苏还支援印度推行反华政策。中国政府从最坏的形势出发，推行“两条线”对外战略，不仅反美，而且反苏。自60年代中期始，受国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切实际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四面出击，并支持一些周边国家的民族革命或游击运动，从而恶化了这些周边国家同我国的关系，使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苏、印三个国家。 A、美国继续遏制中国并威胁中国安全 中国比苏联“好战”，因而也更危险。中国研制并最终拥有核武器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还扶持印度抗衡中国，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后，中印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为印度提供经济援助。 B、苏联逐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来源 苏联对中国实施遏制和包围政策，从而日益成为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挑起边界争端，并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二是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拼凑反华包围圈。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印度，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从而在南部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C、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界安全构成威胁 印度是中国南部边境最大邻国。印度逐渐改变对华政策，先后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挑起边界冲突。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公然支持西藏分裂势力。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下令把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尼赫鲁政府天真地认为，中国不会进行武力干预。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及其后，印度完全放弃了它所宣称的不结盟路线，公开同亚洲地区以外的大国建立起战略关系，同中国抗衡。其一，印度积极寻求同美国共同反华。其二，印度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 （3）有所好转的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有所好转，但依然十分严峻。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极为险恶的安全环境，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改变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做法，明确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适时改善中美关系，放弃对一些亚非拉国家内部革命的支持。 A、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 首先，美国逐步放宽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贸易限制。 其次，美国不断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减少直至撤出了在台湾海峡地区和越南的军事存在。 最后，美国将中国和苏联区别对待，并逐步确立起中美战略关系。 B、苏联依然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首先，苏联除了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以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压力。 其次，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中的蒙古、印度、越南、阿富汗等作为反华前哨基地，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最终迫使中国向莫斯科屈服。 第三，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在西部方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在这三大障碍中，对中国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是苏联扶植越南反华。越南成为苏联的反华先锋和基地。修建军事基地，在北部设立了针对中国的雷达站，在中部和南部建立直针对中国的导弹发射场，苏联海军还进驻金兰湾，并在此修建了大型海空基地和导弹基地，部署了针对中国的远程导弹。1979年1月，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中国南部边境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全威胁源。 （4）势头良好的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良性发展趋势。1982年，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战略，实施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美国拉开距离，与苏联改善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样，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逐渐成为现实。 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其根本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苏既争夺又对话，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美苏两国互打“中国牌”，中国联合美国等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战略，不仅不利于中国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独立而又重要的国际力量，而且不能充分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中国适时调整对外战略，不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在谋求中美关系严格遵守中美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的同时，争取中苏关系在消除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得到恢复和改善，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苏关系开始缓慢正常化。 1987年1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1988年4月，苏联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回75%的驻军。同时，在苏联的敦促下，越南宣布最迟在1989年9月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消除。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关系重新实现了正常化。与周边国家解决相关问题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步伐。 首先，中国同越南就边界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等总是举行了长期而又艰苦的谈判，中越关系终于进入正常化轨道。 其次，中国争取同印度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中印关系也重新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总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成功地处理了同美苏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了中苏、中越、中印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消除了周边各个方向上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5）曲折发展的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经不起重大变动的考验，消失而亡。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复存在。由此，“冷战”结束，美、苏两极称霸世界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多极化进程开始，并日益加快发展。 特点：美国居首，多极并存。 2、经济全球化 改革开放前，外国如何议论中国与我们关系不大。美元、日元变化与我们关系不大，因为我们没有外国资本，也没有外债，出口也很少。2003年前，人民币增值或贬值好象在影响世界。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文明，并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奠定了世界历史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产、贸易、金融、投资已经全球化，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俄罗斯，影响远在万里之遥的拉美国家，并使其金融市场产生剧烈震荡。从2001年开始，连续10年牛气冲天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本来就疲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洲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刚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东南亚各国再次遭受打击。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导致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个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全球大循环，使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 邓小平说过，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闭关自守必然导致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即闭关自守的民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同自己的过去比是前进了，但同先进的民族相比仍是一个历史落伍者。而在开放中则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和后发优势，即进入到交往中的民族或国家，可以用自己优势的东西换取其他民族优势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就获得了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大多流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获得了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指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目前，发达国家和30个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0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江泽民同志指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所以，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都是新的课题。 3、科学技术信息化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微电子等信息科技、核能等新能源科技、超导等新材料科技、人造卫星等空间科技、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以及海洋科技六大科技群体的崛起为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全面突破、综合创新的阶段，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高新技术产业对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如果说在蒸汽机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那么，在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20世纪末则上升到75%。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促成一个新的产业——信息产业，而且成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就可以展开同全世界的交往。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几秒钟内就能传到大洋此岸，并能引起人们的思想震荡和行为调整。地理位置的相隔不再是交往的障碍，人们也不必为这些障碍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了。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复制”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情况的间接环境，从而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革。 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技术和因特网得以实现。卫星电视技术使我们可以在几千里之外观察战争的进行。看到导弹起飞，炮弹落下，浓烟滚滚。中国日报社在世界各地有许多记者。在纽约世贸大楼有中国日报的记者站。“9.11”那天，3个记者中只有一个在大楼上班，那个女记者在第一架飞机撞上大楼时以为是强烈地震。她的先生在拉丁美洲做外贸工作，在电视上看到了浓烟滚滚，知道飞机撞了大楼。他打电话告诉她的夫人：“你的楼让飞机撞了！”她说：“是吗？哦！”于是跑了出来。这就是现代的高科技救了她。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使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即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信息化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事隔近半个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巨大的变化表明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这些新现象无疑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必然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4、关于中美热点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麻烦，双边磨擦增多，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调子升高。西方媒体有评论认为，“9.11”事件后出现的中美“蜜月期”行将结束，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磨擦期，情况究竟怎样？中美关系能经得起考验吗？ 7月20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采用夸大其辞的手法，将中国描写成一个热衷于扩充军备、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就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些有损中美关系的步骤，如在经济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外交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围堵等。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反恐斗争争取得了一定进展，美国现在又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对付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所谓挑战和威胁上来了。 在美国看来，恐怖主义固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但并不对美国的“一超”地位构成挑战，只有其他国家的崛起，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一旦反恐有了进展，它就必然要把战略矛头重新对准其他国家。 中美关系是否又要逆转了呢？不会，理由是： 其一，国会也好，智库也好，媒体也好，向来在中国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现在卖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蓄意制造恐慌情绪的，主要是一些保守派人士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 其二，在布什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和不同主张。国防部代表军方和军工集团利益，向来是保守派大本营；但白宫和国务院有所不同，他们需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和全球外交战略。 其三，在中美之间磨擦增加的同时，双方的接触、对话、交往和合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加强。 赖斯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两次来华，充分显示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视。7月26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对美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8月1日，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将在北京举行。下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将实现互访，另外，两国在朝核问题上有着卓有成效的合作。 两国关系不可能很好，但也坏不到哪里去 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改造其他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多极化、正在不断发展的新兴大国。中美之间还存在一个台湾问题。这说决定了美国必然要防范和遏制中国，试图干涉中国内政。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有利益重叠的地方，双方互有需要，谁也不能轻视谁。这就要求美国在防范、遏制中国的同时，还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接触、对话，以及某些问题上的合作，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政策导致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使中美关系呈现出时好时坏、非敌非友的局面。好的时候仍有磨擦，坏的时候也不至于破裂。多年来，中美关系就是这样走过来，今后恐怕还将继续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 5、关于中日热点问题 首先日本是一个大国，这里的大不是面积大、人口多，主要是它经济量比较大，它是世界第二位。现在中日关系的态势还是在发展的，而且中日这两个国家，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还是必须和平相处、友好相处的。日本是大国，又是邻国，一衣带水，它是与我们隔海相望的6个邻国之一；它不是发展中国家，但现在日本与发展中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周边关系看也必须正视中日关系。 历史地看，中日交往已经两千多年了，多数时间里，是友好的。历史上中国也帮他们培养不少的人才。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人就开始欺负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在二次大战中，日本野蛮地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我们是必须记住的。用我们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中日关系从历史上看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经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对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的民众感情表示了理解和尊重。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政党化，重新确立了友好关系。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很可惜，现在中日关系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一些群众出现了一些反对日本的行动，你不能简单地看问题，你要从本质上看，尤其不能本末倒置。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日本个别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错误言论引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 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着260多万个历代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官兵，这是你们日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你去朝拜的14名甲级战犯，其中至少有13个手里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有4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担任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有3名担任过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这样的人你们参拜，中国人民怎能不反感，不愤怒？ 还有教科书问题。其本质就是美化战争，或尽量地解脱罪责。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很关注。日本最近想在联合国“提拔”一个自己。这样的心情应该能理解。开始日本等国是想当正常的常任理事国。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朋友也说，现在弄得常任理事国权力太大了，已经不民主了，但这是历史形成的，要改也难，但是最好不要扩大。所以几乎没一个国家赞同再扩大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所以退而求其次，现在有4个国家联合起来，叫四国团体或者叫四国小组。 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简单地讲，钓鱼岛是由几个小岛组成的小群岛，总面积5.3平方公里。岛上没有淡水也没有常住人口。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这个岛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也一直强调是它的领土。保留分歧，继续发展睦邻友好。现在我们不满意的，日本右翼势力到处去渲染他们在钓鱼岛的存在，其实不可能存在，就是上去做一个样子，但是政府制止措施不够，有时候显得纵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排除干扰，不管是人为的故意干扰，还是出于好心但是客观上形成的干扰，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集中精力体现人民的利益，来谋取实力而不是虚名。 基于对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现状的深刻分析把握和发展变化的准确预测，党中央作出了英明的论断。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中国与周边关系良好，区域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二是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健忘发展，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谋求快速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积极参与，趋利避害，在竞争中有比较优势，同时，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四是科技连续进步，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当然，我们在创造、把握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同是时，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强盛的西方敌对势力，也在研究分化、西化、瓦解、搞垮中国的时机，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也是搞垮中国的新机遇，叫“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可能出现内部混乱。其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或崩溃，而是由于中国新一代丧失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重要现象：一是改革开放过程对几十年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带来极大冲击。二是改革开放过程造成全社会的结构重组对几千年中国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三是权力结构与财富结构的分离不彻底造成体制性腐败对干部队伍的极大冲击。四是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造成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网络纽带松弛，严重削弱国家控制能力。五是对外开放和国际文化思潮大规模进入造成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忠诚度下降。六是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和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对滞后造成大众对国家方针政策和官方媒体的认同落差。七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的发展差距造成部分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八是过分强调经济和物质因素造成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遗忘或抛弃根本的长远利益。九是一部分被边缘化的社会集团因缺乏“终极关怀”而转向厌世和异端邪说。十是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官方宣传“报喜不报忧”、各种形式主义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值得重视的是，美国战略界把中国的离心倾向、台独势力上升和中国的经济隐患等因素增长的时间表放在一起，以此来判断中美战略力量对比和中国对突出危机的应付能力。可见，软力量已经直接在战略竞争中产生决定性作用。 确立战略机遇期，就是我们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局面、困难，都得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实力。顺便说一下，中央关于处理对美、对日及对其它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如，美突袭中国驻南使馆问题。美国真的是要向中国开战吗？他不会，他不敢！用心在哪里？ 通过这个事件，美国和北约要摸清中国将要用什么方式支援南联盟？是一般性原则性的谴责，还是打算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一起，出动国际维和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方面的支援？通过这个事件，美国和北约要摸清中国对国际危机和冲突，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反应力度，人民的呼声、舆论的立场、政府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这些，将作为美国和北约推行北约新战略，落实美日安保条约，制定亚太安全战略，介入中国周边事态、甚至国内事务的重要依据。所以，如果把北约空袭南联盟看作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把俄罗斯等国拉入危机之中的话，那么，空袭中国使馆的行为有可能蕴藏着更大的阴谋，比如迫使中国卷入这场危机和冲突，分散中国对“对经济建设和处理国内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使中国陷入动乱或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等。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形势，韬光养晦，准确预测和把握事态的发展，从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着眼于中美之间建设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慎重行事，避免因小失大。 这样，我们就会更加深入对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并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的理解，从而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践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92年，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序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归结起来就是“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1）抛弃唯意义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2）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 （3）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4）抛弃只发展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模式，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万分共同发展的格局。 （5）抛弃重人治法治的错误倾向，确立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主要体现在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贯彻实践。如：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提出“治国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治党理念； 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治国方略，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的新阐述； 提出“两个先锋队”的论断； 深化研究了党的执政规律； 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对文化发展有了新阐述；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 提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成就。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第二，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开放实现了新的突破；第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财政收入2.63万亿元，增长2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万亿元，增长13.3%；进出口贸易总额1.15万亿美元，增长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2004年12月末达到6099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超过预期目标；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1.9万多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5%。 （三）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而党成立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一大关键，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根本走向的一大关键。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既至关重要，又并非容易。试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0多年间，我们党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其前提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而一切重大迷误和失败，其症结也都同在历史方位问题上的偏差和错误密切相关。 当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和清醒地把握了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又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历史方位的时候，我们党的具有伟大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道路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对我们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和把握发生偏差和迷误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就随之发生了，“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就接踵而至了。 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的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联系于这一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直接意义上，首先回答和解决的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历史方位，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就是联系于这一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方位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面临的世界情况。 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完成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面临的中国情况和新任务。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世界情况和中国情况大背景之下的我们党的情况。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到今天已经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时也汲取国外一些共产党的教训。 世界已成地球村。村中的居民们总是会相互比较，思考共同的问题，又借鉴各自的经验。这是“村民”的眼光，也是世界的眼光。 执政，如同建设、发展一样，也需要用世界眼光来考察我们面临的局势、面临的问题、面临的挑战。 苏联共产党，提供了丧失执政地位的最惨痛的教训。一个有93年历史的老党、大党，执政74年，拥有1900万名党员，但最后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连自身都陷于瓦解的境地。如此结局，令世界震惊。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执政的使命。但是这种使命不是典准恩赐的，要靠自己的形象、靠自己的权威、靠自己的战斗力去争取和保持。尤其是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大较量中，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如果自身不过硬，就很难在各种风浪中站住脚跟。 苏联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被社会上的反对派打垮的，而是从内部被自己搞垮的；苏共失败苏联解体，主要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苏联政治舞台上的激进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其实也大多是原来的共产党员，有的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戈尔巴乔夫依靠苏共登上权力的峰巅，反过来却将苏共作为打击的对象，借助于苏共保障自己的权力，反过来却不断地削弱苏共的肌体。最后，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却解散了共产党组织；而苏联共产党，对此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像样的反应，态度之软弱，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赖以存在和执政的社会基础。无论从苏联还是东欧的剧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痛苦的事实，共产党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说到底，就是党执政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种状况向我们提出了极为深刻的问题。 类似的教训并非仅此一例。柬埔寨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曾经取得全国政权。但一朝当政，便忘乎所以，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行极“左”的政策。不要城市，几天之内就把金边200多万居民全部撤到农村。在农村推行极端平均主义政策，让合作社社员过兵营式生活，男女老幼一律穿黑色衣服。已婚青年半月探亲一次。实行无商品、无货币、无工资、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的全民供给制。而且过河拆桥，抛弃昔日盟友，自毁统一战线。还大搞活经济所谓的肃反，滥杀无辜。在3年多时间里进行了4次大规模肃反运动。每肃掉一位负责人，其家属、部下、战友全部受株连。受害者不计其数。结果，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终于，1979年亡国，1981年亡党，1998年彻底失败。这样惨痛的教训说明，执政，确立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并不是那么好当的。执政基础稳固，能够长治久安。执政能力强，能够创造太平盛世。但是，如果与之相反呢？结果实在难以预料。 再以我们党执政经验教训看，面临挑战： 传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民主为核心，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的执政权利的认同程度，而非“合乎”公共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之前，哪些资源支持着党的执政权利？一是战争胜利这个事实本身，“成王败寇”思想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二是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许诺老百姓过上富足优裕的好生活；四是建国之初党的政绩，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有了工作，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比之前的战争时期有了改善。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经历了长期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与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合法性资源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这样，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主动而非动力所迫的改革开放。 党努力地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一是既有历史继承性更多地是加以更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塑意识形态合法性；二是转向政绩合法性，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立自己的民主合法性基础。当然，这三种合法性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然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政绩合法性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最大社会缺陷之一，就是办追求经济效率而不顾社会公平，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甚至是贫富分化。为了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要求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控制。与此同时，权力失控、权利缺失导致的政治腐败，也严重地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这样，世纪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着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的选择。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路、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2、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3、与时俱进，就是要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4、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1、社会主义要强大，体现优越性，关键在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2、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发展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科学发展观。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4、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发展科技和依靠是当代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 6、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发展科技，关键是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人才。教育是发展科技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反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实质就是体制创新。 2、以公有制为主体� |
